专题采访
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是在一年前学勤书院“思想的苹果”分享沙龙上。那时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大家被阻隔在了山海的彼方,仅凭网络连系在一起。回想起那个夜晚,这位抓着一大杯啤酒精彩开讲、征服全场的老师,与其说是敲碎了我对“旅行”的全部定义,不如说让我见证了真能做到此般极致之人:她曾在与世隔绝的爱斯基摩小木屋里边写博士论文边追逐永夜的北极光,曾花费十天从葡萄牙波尔图一路徒步北上240公里与各国有缘人共赴西班牙圣城圣雅各,也曾在氧气稀薄的珠穆朗玛峰山脚下为学院录制招生视频……我在屏幕前入迷地听她娓娓道来,甚至有种柏拉图洞穴比喻里的囚徒走到阳光下时那般失语的震撼。
2016年 西班牙圣雅各之路
2019年 西藏
说来也是不可思议,要不是恰好担任负责这一系列活动的文案助理,我们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吧:她是人文社科学院翻译硕士项目的负责人,而我只是名理工学院数学专业的本科生。我们纯粹因文字编织而成的契机而相识,进而也有了这次采访。忐忑地准备时,我倏尔想起上回“西餐礼仪和葡萄酒雅正”主题的学勤夜话上,她曾说:“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大概便是翻译、旅行和葡萄酒。”我试图用多个关键词拼凑出她的不同侧面,但在采访后,却心甘情愿地抛弃了那些无足轻重的“预设”——因为她又一次“击碎”了它们。她的生命是几组看似对立的词汇相互调和,它们仿佛遥远无关却又紧密相连,就像苏打水和柠檬汁兑入威士忌里,融合后“不安分”的气泡暗涌着,唯有品尝才知下一口滋味。
人生,有限也无垠
师从译界泰斗Mona Baker与Luis Pérez-González的张老师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极高的职业素养。在我校翻译专业的圈子中,一直流传着她的绰号——“大魔王”。多少同学对她“又爱又怕”,在她的口译课堂上悄悄抹过眼泪,又在离别时依依不舍地写下发自肺腑的感激。作为第一位加入翻译硕士项目的老师,她在这几年间目送了一届届学生受挫、挣扎、进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但令人惊异的是,看似对翻译有着极致执着和热爱的她,最初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张老师说,当年联考后心仪的专业其实是法律和新闻,结果被母亲填写的志愿录取进了全台湾当时唯一一所开设翻译系的大学。或许这一美妙的阴差阳错正是所谓“缘分”吧:在学习英文的母亲耳濡目染下,她从小接触英文广播和电视节目;在英语教育还未广泛普及的年代,小学毕业时她便独自踏上了新加坡游学之旅;她厌倦过学习语言的枯燥,但却又逐渐体味到了语言间碰撞交融的美感……就这样,翻译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人生的旅途中,选择无处不在,我们审慎地在满是限制的约束条件中试图求得最优解,不愿使大好青春抱憾。可现实往往不遂人愿,恶作剧般总与理想背道而驰。当我问起张老师是否有幻想过“平行宇宙”中的另一种人生时,她释然地摇摇头:“我似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翻译带来的。”如今回头望去,在那懵懂却气盛的年纪,所谓“喜欢”也很肤浅。她对目前的状态非常满意,也感谢当年母亲的提议,让自己不过早地设限从而有了未曾想象的可能性。“这也是翻译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情。”她说。
聊起对翻译专业学生的期望时,张老师用“盖房子”来打比方:本科阶段是打地基,夯实语言功底,并保持对各个领域的开放心态;而研究生阶段则是 “顶层设计”,打磨的是作为一名成熟译者的风格和个性。但在许多时候我们难免焦急,对于喜爱的方向趋之若鹜,对于恐惧的事物则避之不及,有时所谓“选择”反成为了逃避。张老师说,许多人左顾右盼却往往忽视了脚下的那一步是否踩稳。她对学生的严厉并不是对能力的苛求,而是身体力行地传达着她一直践行的原则——对选择翻译或是任何职业的尊重。当翻译成了工作,受众不再只有自己,而牵涉到作者、读者、出版社等方方面面的要求。译作众多的张老师在接受邀约时从不挑主题,她说:“这是对我的挑战,但我有自信不论何种主题都能交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不是及格就好,而是追求满分,甚至尽力超越满分。”在翻译《天堂际遇》时,她碰到了翻译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挑战。书中描写了一名哈佛神经外科医生濒临死亡时“灵魂出窍”的体验,其中涉及大篇幅的关于量子力学的阐释。为了还原精准的学术表述,自中学起不擅长理科的她额外花时间啃下了曾视为“天书”的知识,遇到问题时还向专业人士请教,争取词词确凿。张老师坦言,当时未尝没有过挣扎,后悔接下了这一工作,但想着既然作出了选择那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极致,因为“令人佩服的不是‘我想做才做’,而是把不喜欢的事情也做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翻译不过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其实,翻译也是不同文化的“互涉”,若要将严复的“三字箴言”推敲到极致、追求盐化于水般浑然天成的效果,又未尝不是一门需潜心雕琢的艺术。张老师回忆起学生时代时为了练习,下课后任意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不论里头在进行怎样的讲座,坐下便开始“同声传译”。当然,即使攀到了“巴别塔”的高处,也总有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有限的时候,但似乎踮踮脚就能望到更广袤的天空。张老师说,正是翻译将她引向了多彩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观。在翻译《我在法国僧院学到的40件事》一书时,她发觉仅把词汇一一对应地转换成浅显易懂的语言还远远不够,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中的蕴意总显得隔靴搔痒。为追求身临其境之感,她二话不说便定下了前往法国的机票,在一行禅师修行的梅村住上了一个礼拜,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体验正念、冥想。在寻觅到久违的内心宁静的同时,她惊喜地发现笔下的文字竟有了可感的温度。
就同任何职业一样,人们欣羡于顶尖译者会议上风光的发言、高昂的薪水,但他们“十年磨一剑”的匠心却鲜有人看见。人生于世,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面对个体的边界好似无能为力,但当脚下每踏出坚实的一步时,回首才发觉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
2019 HSS, CUHKSZ 第十五届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
自由和自由背后的责任
在最开始认识张老师时,我被她身上“有趣且自由的灵魂”吸引,感叹于她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还有那“说走就走”的洒脱和勇气。她的形象与我心中勾勒出的“新女性”的想象重叠,好像她的存在本身就让人憧憬不已。但在话匣子被打开后,令我深深触动的却不是“自由”,而是自由背后须肩负起的责任。
“如何实现自由”是人类追寻的永恒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约翰·缪勒便在工业革命的空前繁荣中提出了自由的疾呼。按照“群己权界”的原则,没有影响到他人权利的自由是不应该收受到干涉的,但放诸现实语境来看,这一过于理想化的模型却忽视了太多的情感、欲望和人性的脆弱。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叛逆的、张扬个性的自由不过是它透过棱镜折射后的幻影。张老师说,真正的自由是建立于责任上的——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要对他人负责。她认为,尽好自己份内的职责是自由的首要前提,撇开责任的自由不过是他人纵容的践踏。除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传道授业”的职责,与普通人无异,张老师身上也承担着回馈父母的责任。
或许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平时假期里像“风”一样四处游历的张老师也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2016年,由于母亲不幸检查出了癌症,她心情低落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虽然母亲不愿拖累女儿,劝她不要因自己而放弃了事业,但她毅然地每周在完成教学工作后往返深圳与台北,与家人轮流照顾病重的母亲。因放心不下他人代劳,她争取所有琐碎的看护都由自己亲力亲为。“这一年间总有人问我,但我说哪里也不想去,只想在床前陪伴着我的母亲。”回忆起那些不分昼夜的日子,张老师认为那是目前生命历程中最值得感激的时光。记得之前在沙龙上讲起带母亲重游朝圣者之路、为给她留下最后的回忆时,张老师的声音因哽咽而有些颤抖,令我们不禁动容。在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分钟,她将那次旅行中记录着难忘瞬间的照片递到母亲面前。看着母亲在洋溢的幸福之中安然合上双眼,她倏尔意识到有时面临死亡也无需过分悲伤,因为她庆幸自己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已尽到了身为子女的全部责任,“毕竟死亡带来最大的痛苦往往是遗憾和‘来不及’。”
聊着聊着,我才逐渐发现张老师最吸引人的魅力在于绝妙的“平衡感”:批评学生时丝毫不留情面,犀利的话语下却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学生时代起在课余玩摄影、学冲浪、考下了专业品酒师证书、背着行囊游历异乡,好似心里装着星辰大海,但比起前方旖旎的风光她更珍重身后流连的目光。或许从本质上来说,人生没有所谓“平衡”,能做的不过“取舍”。我原以为,对于酷爱旅行的张老师来说,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最大的影响便是封锁的国界阻碍了她远行的脚步,可她却回答道没有什么比想要回家却不能随时如愿更令人沮丧的事情了。她说,是这场疫情让她更加明晰了心中的排序,她愈发担心年龄渐长的亲人们呼唤自己名字的时候不能及时陪在他们身旁,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能随时回到家人身边的人一定要更加珍惜这份幸运。”
当问起张老师下一站目的地,她稍迟疑了一下,说是要取决于下一个假期的长短:如果有两三周的时间,她想要从阿根廷的最南端乘船前往南极,看看真正的“世界尽头”;若是有两三个月的空闲,她想挑战日本四国遍路1200千米的大徒步;假如有一天给自己放了一两年的长假,她便踏上“不买回程机票”的环球旅行……“来去如风”的张老师,很潇洒也很深情。
她说:“有些地方一辈子或许只会去一次,我喜欢的就是旅行中内心到达的过程和这种‘不回头’的感觉。”
2018年 冰岛火山口
2018年 格陵兰冰川口
因为她是如此爱世界
每次刷到张老师的朋友圈总是会不断颠覆我的认知,然后叹服地为她点个“赞”。去年,张老师考过了国际认证的开放水域潜水员资格证,常常用海中摄影为我们分享海底的绮丽见闻:斑驳的珊瑚和穿梭其中的小丑鱼,比指甲盖还小的纸片海马和色彩诡谲的海蛞蝓,还有每只都长相各异的海龟……
2020年 台湾绿岛小丑鱼礁
人们对大海的未知总抱着向往和好奇,殊不知海底的世界远不如想象中美好。当张老师怀着期待潜入深海时,却被目不暇接的垃圾所震撼,在无数次地将漂浮的塑料袋误认为水母后她为海洋污染的程度感到沉重而无力。她报名参加了一期海龟生态潜水课程,在海底观察海龟的分布和习性,并学习它们生育及保育的相关知识。在对海龟排泄物进行成分检测后,她发现了一个惊骇的事实:海龟粪便塑料覆盖率达到了100%,也就是说每一只海龟肚子里都因误食而含有塑料!她报名课程的初衷是想站在海洋生物的角度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因为人类往往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但“无知带来的伤害最大”。在目睹为了家乡生态环境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们做出的努力后,她感叹道,他们对于社会的价值,不比一份坐在办公室里的“体面工作”差。
张老师坦言,作为一名老师最期待的从不是谢师宴或毕业晚宴的时刻,而是在每个学期最后一堂课的最后十分钟,她总会传达自己对学生们的最大期许:不是翻译做得有多好,而是始终做个“手心向下”的人,多去给予而非索取。她时刻铭记着母亲曾说过的一句话——“赚钱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要用来帮助他人”,也在身体力行地证明“给予”并不困难。在这几年间,她持续资助着近十位来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当收到孩子们寄来的信,上面用尚稚拙的笔迹表达着真挚的感谢,她觉得所做一切皆值得。为了告慰母亲的遗志,她与家人决定在台湾捐赠一辆“复康巴士”,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医。慈善不该成为功利的消费品,给予不该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该成为潜移默化的意识:可以是金钱,亦可是超越物质的援助,虽然绵薄之力看似微不足道,但聚沙总能成塔。
如果说,有的人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裹挟着一切向前走,那么我更愿意把张老师比作一片大海:执着的、热爱的、笃定的、从容的、怜悯的、关怀的……因为她是如此爱世界。在这个被四面八方的焦虑笼罩的、有着众多不确定性的时代,我看着她身上那些我所憧憬着的特质,就像看见了那片她曾经泛过独木舟的太平洋海域,在黎明的朝阳下正熠熠生辉着。
尾记:倘若遇见了从前的自己……
许知远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采访坂本龙一时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要是你遇见了年轻时的自己,会对他说什么?”我曾暗下决心,若有朝一日也有机会采访尊敬的师长、前辈,一定要向我的嘉宾问同样的问题。说实话,有一半原因是出于 “私心”——与其说要假设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情景,不如说我们想听的是他们留给这个年纪还在迷惘中的我们的口信,只是比起某种“高高在上”的视角,这样似乎显得柔和而浪漫得多。
采访当日是春季学期期末考的前一天,我们约好在星巴克见面,没想到一聊便将近三小时。虽然张老师讲述的都是她的故事,但我不知怎么地、从中竟影影绰绰地照见了自己:胶着于难解的证明题怀疑其存在意义的我、暂无能力写好宏大主题而沮丧的我、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事情还在犹豫何去何从的我。说来也是奇怪,与她交流后,“为什么在大学中学习”、“为什么想要坚持写作”这类没有标准答案的疑惑竟悄然明晰了。
在我抛出这个采访问题后,张老师郑重地思考了许久。毕竟,谁也不愿意对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自己说谎吧!她说:“希望你再勇敢些,不要过于畏惧失败。失败是上天对你的厚爱,而非溺爱。太顺利容易骄傲,在逆境中你才会变得更谦逊、更踏实。这是老天另外一种对你好的方式。”
不知曾经的“你”和现在的“我”,都听到了吗?
学生记者:金乐洋 2018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